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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生不是我们2班的班主任,也没有上过我班的数学课,在七中校园我跟他没有真正谈过话。碰面时只叫他一声“郑老师!”就匆忙走过去了,从没有停下来说说话,当然也用不着像“老三”那样绕路而逃。毕竟,我不是归他“管辖”的学生,而且我当过数学“科代表”。
我唯一一次与郑生的谈话,是在离开母校15年之后,在广州师院的礼堂里。
1983年春,新学期开学伊始,广州师院就召开表彰1982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大会,全体教师都要参加。我是在82年1月到广师化学系任教的。由于工作比较努力,竟被评为该年度的“先进教师”。从教仅一年就得到“先进”,我心里当然很高兴,早早就来到会场。礼堂里只有几十号人稀稀落落地坐着,后来才知道他们多数是广师附中的教师。由于离桂花岗较远,他们提前从黄华路赶来。离集合地点越远的人越先到达,而近在咫尺的人往往迟到,这似乎已成一种合乎国情的规律。
突然,我在附中教师座位中发现了一张熟悉而久违的面孔。十多年过去了,仍是那副”掷铁饼”的样子。
“郑老师,你还认得我吗?我是你隔篱班2班的学生……”
其实他一早就注意到我了,没等我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就很自信地说:“我认得你,你是吴风!”
我一下愣住了。不错,吴风和我同是2班的学生,同时上山下乡,分到同一生产队,睡在同一张床上发着同一种“回城梦”,后来又同时在77年考上大学。但我毕竟与吴风还有很大的差别,无论身高、体重、相貌、视力(我是“四眼仔”,正如温卓斌同学在一篇文章中所说,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而吴风当时只有两只眼,每只的视力据说都高达2.0!)……。
“我不是吴风,我叫张殷全。”我尽量低声地说,以免他产生鲁迅所说的那种“美国人不认识华盛顿、法国人不认识拿破仑”的感觉。他听后疑惑地微笑着点头。就像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急于向老师汇报自己工作成绩那样,我说我是去年来广师化学系的,这次评上了“先进”啦。他听了仍然微笑着点头,但目光已从疑惑变成赞许。正在这时,有人叫我帮忙把凳子搬上主席台,我只好离开。忙乎了一阵子后,我又回到了郑生身边。这次郑生先开口:“大门口刚刚张贴了光荣榜,我去看了,在化学系一栏见到你的大名,我才真的记起你来了。”可能我刚才说话的声音太低,郑生听不清楚我的名字。作为一位老数学教师,出于职业习惯,他亲自走到大门口,才求得了“精确解”。
我问郑生如何从七中来到附中教书的,这勾起了他对刚刚结束的辛酸岁月的回忆。具体的细节我记不清楚了,但给我的印象还很清楚:在那个年代,除了“服从组织安排”之外,一个“臭老九”又能怎么样!他总结说:“做老师难,做一个好老师更难!”随后,他鼓励我要继续努力教书。还介绍了一些老师的下落。
不知不觉,先进的和非先进的教师坐满了礼堂,已到了开会时间。我告别了郑生回到化学系的座位上。我与几个同事在谈天说地开小会,也不知道大会讲了些什么、宣读了什么名单。一直到散会,我才随大流走向礼堂门口,但再也没见到郑生。人流慢慢地通过大门,我缓缓地走到“光荣榜”前。突然,眼睛一亮,一股暖流从我的心中涌起——在“光荣榜”的“附中”一栏,赫然显现出三个闪闪发光的金色大字: “郑铁屏”!
(油条,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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