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六十年代 / 梁端

天马行空

难忘的六十年代

　　感恩节清晨,纷飞的白雪已给纽约市披上了银装。透过窗户, 我凝视着愔愔曼舞的雪花。思绪悄然而起, 随风飘扬, 飘向大洋彼岸的故乡, 飘向几十年前的学生年代。

　　一九六二年，我从培正路小学毕业,考上了位于广州市东山的第七中学。七中的校园很大，除了两栋三层高的教学大楼外，还有图书馆，科学楼，食堂，学生宿舍，小工厂，种植场 ……。那古朴的木楼宿舍见证了这所建于1888年的学校培育英才的历程;红墙绿瓦的建筑物散发着浓郁的书香气息。耸立在运动场旁边的几棵木棉树粗壮挺拔, 初春的木棉花象烈焰般的火红灿烂, 给校园带来温暖和活力。散布在操场周围的大榕树, 苍劲茂盛; 层层绿荫驱散夏日的炎热, 给勤奋的学子们送上一份清凉。七中有一支很棒的田经队和一支很出名的银乐队。每年的中学生运动会，我们七中都是名列前茅。记得刚进七中的那年，所有的新生都去观看运动会和做啦啦队。那天，在广州越秀山运动场的南看台上，我们拉起红横额,在头顶上构成两个大字“七中”。银乐队在前面的走道上，随着梅老师有力而优美的指挥，吹奏着进行曲。运动场上，各校的健儿在拼力竟争。跳高，跳远，长跑，推铅球，跨栏……。当男子四百米接力决赛开始时，运动会进入了高潮。瞬时间，整个场都沸腾起来了，在八百米的环形跑道上，决赛健儿奔跑如飞，四周的观看台里，人群涌动，校旗飞舞，加油声此起彼落，嘹亮激昂的进行曲直冲云霄。那激烈火爆的场面，就连奥林匹克都为之逊色。

　　众多的学习科目中，我最喜欢物理课，在实验室里,我知道:如果没有了空气的阻力，那从比萨斜塔上一齐下落的石头和羽毛定是同时着地。上了英语课，我才发现“English” 有着讨厌的动词时态变化，如稍不注意，那 “go”, “went”, “gone”就会去错地方。也就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猴子能经过劳动而变成人。在历史课里，我为华夏先贤们的四大发明而骄傲，我被李白，杜甫那绝世佳作所陶冶。当冯老师讲述考古学家探索埃及金字塔时，大家是那样聚精会神的听着，即使下课铃响了,也不肯离去。在讲到一九OO年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城时，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咬牙切齿，大骂外国侵略者的贪婪残暴，痛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我也喜欢哲学课，那客观现实与主观能动性的相互作用，那矛盾的对立与统一，那量变的积累到导致飞跃性质变的规律。使我对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当时，我就象一个不知疲倦的泳者，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享受着充实的快乐，陶醉着成功的喜悦。

　　读中学时，我是在七中食堂用膳的，有个叫阿泰的同学吃饭特别快，他不断地用勺子把饭菜往嘴里送，我观察到那来回一次的速度就只需要两秒时间。他那舌头不停地搅动着，配合食物的下咽。我的午饭还没吃到一半，他已经洗了碗, 奔向乒乓球场。如果当时全校来个吃饭比赛，阿泰准能得冠军。我很羡慕那些住宿生，他们多自由，没家长管，也不用每天做家务。但他们却抱怨: 不管春夏秋冬，清晨六点正，主管宿生的卢老师总是准时站在宿舍前，又吹哨子，又叫喊，硬是把他们从睡梦中赶起来做早操。

　　暑假，是学生大解放的时候，我常常和同学在一起，去享受那亚热带气候的烈日，热风和江河。我们到白云山登高采果，去河涌里捉鱼摸虾。有时，大家还会顺潮水而出，一直游到珠江。在波涛中，我们博击急流，戏弄漩涡。大家在退了潮的泥滩上围堵跳跳鱼, 在齐胸高的浅水区, 潜底挖大蚌。渴了，喝几口清凉的江水;累了，爬到漂浮着的竹排上休息,…… 。直至日沉大江，晚霞映天，大家才意犹未尽地登岸而归。有时，我们也出远门，在陈大哥的带领下，一伙人骑自行车去佛山逛祖庙，到石湾看陶瓷。总之，一个暑期下来，我们这帮户外玩家,个个被晒得黑乎乎的，表皮也掉了好几层。那暑期作业也是在开学前几天才匆匆忙忙地赶出来的。

　　在上初二时，上级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了，由做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变为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学雷锋在全国上下展开，当时，人人争做好事，个个争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学工，学农，学军是我们的必修课。那时，大家到校办小工厂给零件除锈;在工人师傅的指导下，绕小马达;到东郊的寺右镇大队学农，给菜地施肥，浇水。我们也会去附近工厂企业的厕所里掏大粪，以表示不怕脏，不怕累。我们也曾去从化县山区—吕田，在简陃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里, 大家劳动锻炼和体验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经历。每个学年，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农村和贫下中农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一年的夏天。我校去江村支农，学农。当时，正值水灾，北江水泛滥，把低洼的稻田都淹了。放眼望去，白茫茫的一片，偶尔见到一些成熟了的谷穗浮在水面上，有的谷子已经被浸得发芽了。我们推着小船，在稻田里行游，看到合适的位置，就潜到水中，用镰刀把稻子割下，再收集到小船上。工作效率非常之低。后来，有于抢收不及，很多稻谷都烂在水里了。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大自然的力量，人类只能因势利导，那“人定胜天”又谈何容易。

　　一九六五年，我们初中毕业了，但有些同学却考不上高中，我知道他们中的部分人并不是成绩不好，问题在于他们的家庭出身。那又红又专的标准，把他们拒于校门之外了。后来他们带着大红花，被敲锣打鼓地送去大连山务农。送行的那天, 我站在教学大楼旁的木棉树下, 凝视着与喧闹的锣鼓声极不协调的一幕: 那即将登车远行的同学与家长们难舍难分的情景。心头就象搁了一块大石, 压抑, 沉重。

　　上高中时，由于形势需要，学校的班级编制改为部队的连排编制。我班被称为高一<4>排。另外，还从高年级中抽出骨干，派到低年级做辅导员去协助老师的管理工作。在学习上各排选出每一科的科代表，去辅助老师的教学。那时，我们已经开始学函数了。但函数那抽象而又复杂的概念难倒了不少同学。记得有一次的自习课，大家在数学科代表的带领下，聚集到课室后面的书桌上，一起研究讨论函数难题。直到今天，我仍然欣赏和怀念着当时那种发挥学生能动性的管理模式;那种互教互学，能者为师的学习方法。

　　七中设有专门的游泳课，地点就在铁路局游泳场，上游泳课时，整个泳池是由七中包下的，而救生员也是从高中的同学中选出。当时，我和同班的雷同学被选上了。救生员的责任重大，所以每一堂的技能培训课都是很严格的。一开始是五百米的长游，然后才开始训练，在训练课里，我们学会了如何从后面接近和抓住溺水者，又如何把溺水者带到岸边。高难度的技能是如何解脱溺水者的纠缠。有一次，我和雷实习这种技能，我们先潜到几米深的水底，雷从后面把我抱住，然后，我开始解脱，但使了好几下招数，还是没能解脱出，我慌了，再这样下去，我就要成为溺水者了。正在这个危急的时刻，雷突然松手而去，我也赶紧猛蹬池底，直窜水面。好险，再迟0.1秒我就要呛水了。我俩扶住池边，大口大口地喘气，连话儿都说不上来。

　　上高中时，除了学雷锋，学王杰，还学欧阳海战士。毛泽东选集里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也成了政治必修课。为了随时反击外来的侵犯，我们除了在学校进行军事训练外，每个学年还会到军队训练。当时，我们是背着背包，一路上唱着革命歌曲，朗诵着毛主席语录，步行到上元岗，住入解放军红一连的营地，去体现真正的军队生活。在军营里，我们操练队列，学习拼刺刀，在山地中，我们摸爬滚打，实习三三制的组合攻守战术，我们还进行真枪实弹的靶子射击。经过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大家确实是锻炼了意志，提高了体质，学到了不少的军事知识。

　　一九六五年底，一场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在全国展开，那讨论显露了中央领导集团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已趋向白炽化，那讨论酝酿着一场风暴的到来。六六年五月，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会议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帷幕。很快，全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关，学校，企业单位的第一把手几乎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被停职反省，被小会批，大会斗。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应运而生，逐层夺权，取代了各级领导。我们的国家主席，我们的省长，我们的校长，被带上写着“走资派”的高帽,押送到汹涌澎湃的批斗大会上。革命大字报从广告栏，报纸亭一直蔓延到大楼的走廊里，甚至天花板上。人心浮动的六月初，学校仍在开课。一天，我们正在上英文复习课，突然从操场那边传来一阵阵的喧闹声，跟着，隔壁的高一（3）“哄”的一声咋起，桌子的碰撞声，人们冲下楼梯的脚步声，不断传来，我们意识到罢课闹革命开始了，于是大家也一哄而起，收拾书包，争先恐后地向楼下跑去。陈老师呆呆地站在黑板前，茫然而无奈的目光停滞在眼前发生着的混乱中，当他回过神来,在开始收拾讲义时,我也和最后几个离去的同学走出了课室。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我们在七中的最后一堂课了。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把千千万万学子卷出课堂，卷到一场史无前例的争斗中去。